技术的创新、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扩散以及人均收入的增加，使生产和分配过程更为复杂，同时也增加了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物质的流动速度和数量。现有的市场机制通常已不再能有效地协调这些流量。新技术和扩大的市场机制带来的问题显示了管理协调的必要性。为此，企业家建立了多单位工商企业，雇用了管理它们所需的经理人员。当新企业能够协调当前的物质流量使之有利可图后，经理人员还要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源。随着技术变得更为复杂和具有更高的生产率，随着市场继续在扩大，这些经理人员承担了在美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些部门中的指挥重任。 　
　　机构发展的一般格局
　　必须强调指出，多单位的工商企业乃是一种现代的现象。1840年时，在美国还不存在这种企业。当时经济活动的规模尚未大到足以使管理的协调能比市场的协调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从而更为有利可图。建立多单位企业的必要和机会并不存在。一直到煤炭能够提供廉价和方便的能源，以及铁路能够提供迅速和有规律的全天候运输时为止，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方法和五百年前的管理方法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所有这些过程(包括运输和财务)当时都是由老板自行管理的小型公司来执行的。
　　最早的现代企业是为了管理新的铁路公司和电报公司的作业而建立起来的那些企业。对列车运行和运输流量进行管理协调，这对于旅客的安全以及在横贯全境的铁路上高效率地运输各种各样的货物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要在电报线路上传递数以千计的讯息，这种协调也极为必要。当轮船公司和城市运输公司的规模扩大后，它们很容易采用已由铁路业完善化了的程序。而当长途电话技术的发展使全国性的电话系统得以建立时，从事此项经营的企业则按照西部联盟公司的方式进行组织。
　　分配方面的新速度和新数量导致了销售上的革命。多单位企业开始协调大为扩张了的、从生产者至消费者的货品流程。商品经销商，经营全系列产品的大批发商以及新的、大量销售的零销商(百货公司、邮购公司和连锁商店)把原有的抽取佣金的商人撇到一边。他们所提供的管理协调，使自己能以低于被其取代商人的价格出售商品，但仍能赚取比后者更多的利润。随着时间的消逝，大量销售的零售商又排挤掉了批发商，因为他们把更多的交易内部化了，从而能更直接和更有效地协调流程。
　　在生产上，最早的一批现代经理人是出现在这样一些工业和企业中—它们的工艺性质允许把几个生产过程置于一个单一的工厂内来进行(亦即内部化)。最早的现代经理人员也出现在这样的工业中，一旦它们更集约地使用能源或者当机器、工程设计和管理程序得到改进时，它们的产量就会猛增。当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所需的工人减少时，从事监督这些流程所需的经理人员却在增加。大量生产的工厂于是变成经理密集型的企业。
　　当制造厂商建立了自己的销售和分配网络，接着又建立起自己的广泛的采购组织时，现代工业企业即宣告诞生。通过使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一体化，它们就能利用管理的手段协调货物从原料供应商经生产和分配过程直到零销商或最终消费者之间的高额流量。
　　在所有这些新企业—铁路公司、电报公司、大量销售商以及大量生产商中，必须建立管理层级制，以便管理几个经营单位并协调和监督它们的活动。铁路公司在管理其庞大的地区性系统时，或者西部联盟公司在管理其全国性的企业时，都必须雇用大批的管理人员，其中包括几个级别的中层经理人员。另一方面，在销售企业和没有一体化的大量生产的企业中，以及在所有的轮船公司、城市运输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除了其中最大的公司)中，管理层级制都还较小。但一旦一个企业把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一体化以后，其管理机构就会变得比运输企业和通讯企业的管理机构更大。
　　一旦这样一种管理层级制成功地接管了协调流量的功能，经理人员力求本身作为创造利润机构的企业能获得成功这样一种愿望，就会构成要求企业持续成长的强大压力。这种成长通常都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扩张策略的结果。一种策略是防御性的或消极的，其根源是希望确保安全。这种策略的目的是防止供应来源或者产品和服务的销路被切断，或者是要限制新的竞争者进入该行业。另一种策略则是比较积极的。它的目的是增加新的单位，通过管理协调的方法，以做到更集约地利用现有的设备和人员。
　　在铁路企业和电报企业的成长过程中，积极的和消极的这两种动机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或收购进入其他主要商业中心的线路来扩张系统的做法，有助于确保现有设备和人员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在连接线路和现有运输的最高流量不能配套的情况下，效益尤其显著。这种扩张也用来防止客货运的基本来源被竞争的铁路公司夺走，或者防止竞争对手取得客货来源。在全国基本运输网络一旦完成之后，建立或收购线路的做法就成了防御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成长，这已经成了一条准则。由于现有线路的运载能力已能满足当前客货运量的需要，因而建立或收购另外的线路的做法，几乎完全是出自采取防御性措施的结果。这种扩张的代价要比由于更有效地协调了流量而可能得到的节约大得多。因此，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庞大的铁路系统的建立，导致了铁路企业非生产性而不是生产性的扩张。
　　防御性动机对现代销售企业的重要性就较小。因为销售商通常都具有许多供应商，因此，他们很少可能受到存货告罄的威胁。他们切断其竞争者的供应来源的机会也不多。只是在很少场合下，当加工厂商无法按照自己所要求的价格、质量和数量提供产品时，销售商才会介入制造业。取得昂贵的制造工厂所付出的代价，一般都超过了由于能更有效地协调流量而得到的利益。也不存在需要实行前向一体化的防御性动机。对批发商来说，收购他们的客户并没有什么好处。至于零售商，则已处在分配线的终端，并无前向一体化的可能。
　　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差异，在推迟大型经理式的企业以及随后的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出现上，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建立在文化价值标准上的法律方面的差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谢尔曼法案禁止小型家族公司形成卡特尔，结果加速了美国大企业的成长。在欧洲，各家族公司通过不同的手段—在英国是通过控股公司、在德国是通过卡特尔—结成联盟，以确保持续不断的利润。即使当欧洲的公司合并为一体化的控股公司时，它们也主要是为了防御性的目的—确保销路和供应来源。这种公司实质上依然停留在联盟的水平，它并不雇用中层或高层经理人员来协调产品流量或分配资源。老板或其代表在每星期或每月的会议上确定价格、产量，并作出协调方面的决策。而在美国，这样的联盟是不合法的。谢尔曼法案和最高法院对它的解释，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迫使各家族公司把自己的经营合并成一个单一的、集中经营并由支薪经理管理的企业，这种压力在其他国家中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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