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的控股权变动异常频繁，在对“一股独大”的否定浪潮中，通常所追求的“股权制衡”似乎并未明显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相反往往给上市公司造成负面影响。

　　曾经以“双董事会”而闻名的宏智科技，2002年上市之初的经营费用率仅为28%，而在2002—2007年间，由于大股东之间的超强制衡和频繁的控制权争夺，公司2003年、 2004年经营费用率奇高，分别为91.46%和 86.77%，并在2004年出现了双董事会的局面。2004年被ST后，公司2006年更名为SST新智，2008年再次更名为华丽家族。

　　无独有偶，2003年上市的华海药业，两年维持前两大股东持股比例一致的股权结构，以至于股东大会多次出现争执不休的局面，其2003—2010年的代理成本经营费用率在11%—31%之间，而同期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仅为15%左右。再如通化金马，曾经因信息披露以及关联交易等治理问题而备受诟病。2000—2003年三年维持前两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的双股东局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二到第五持股持股比例和之比的股权制衡度仅为0.5左右， 2001年经营费用率竟高达400%，2003年为191%。

　　TCL自1998—2010年股权制衡度一直很高，经营费用率维持在13.52%—66.09%之间。股权分置改革后的2006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由此前的25%左右下降为12.84%，2010年再降为9.79%。虽然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度强，但公司实际为内部人李东升所控制。第一大股东由于持股比例低，从而出现了参与治理的冷漠，使得公司决策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制衡。身兼TCL集团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TTE董事长等数职的李东生，在TCL集团实施着集权式的管理，最终酿下决策失误之患。

　　这些公司的实例说明了什么?在集中与分散的股权坐标上，哪里才是善治的最佳平衡点?

　　过度制衡导致违规

　　据统计，1998—2010年我国违规上市公司，普遍表现出较低程度的大股东控制与高强度的大股东制衡。违规上市公司与全部上市公司相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约低9%，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约低6%;而且大股东之间的制衡程度更强。

　　其中，股权制衡度在0—1之间的一组违规发生率最高，ST与PT发生的可能性最大，并且代理成本最高;而制衡度在1-10之间的代理风险也相对较高;股权制衡度为30-40之间的上市公司违规风险发生率最低，仅为1.2%，该组ST与PT发生的可能性以及代理成本也相对较低;股权制衡度在60以上的大股东超强控制的上市公司中，治理风险相对较低。

　　培育理性大股东

　　为了规避大股东以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财产等方式剥夺其他股东利益，国外学者们提出的“股权制衡”的思路在中国备受认可。

　　西方学界通过对各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控制股东通过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安排，采用关联交易方式将金字塔底层公司的资源转移到金字塔顶层。由此，如何制衡大股东的利益剥夺行为，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不少观点认为，初始股东为了避免单一大股东控制而使其他股东利益受损，而形成权力制衡的结果。这种制衡通过“天然”的合盟来实现。由于合盟可使单个股东拥有少数股权便可取得控制性地位，大股东具有合盟的动力。同时这种合盟可减少“隧道效应”，使得控制权私人收益受限，从而有利于企业价值的增加。也有调查指出，西欧有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会发放更高的股利，因而股权制衡有助于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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