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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优越论者
发布时间:2014-08-29 11:11:48  信息来源:企业培训网
       一、我坚持认为,中华文化是优于西方文明的。二、以为中华文化没有民主、没有科学,甚至认为违反民主违反科学;有人还把它归罪到儒家,认为儒家开不出民主。这些都是很幼稚的、缺乏深入认知的一些误解。——冯沪祥

       价值中国:您一直倡导“中华文明优越论”,您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最重要的差异是什么?您所认为的优越性是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区别吗?

       冯沪祥:这不是我们中国自夸,西方的很多大家都曾经肯定过中国文化。我举个例子,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罗素就曾经说过,中华文化有三个方面优于西方。第一、中国的象形文字优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梁启超也曾说过“中国文字是唯一可以称为艺术的文字”当然,现在有一些简体字,过于简化了而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比如“爱”(愛)、“门”(門)、“厂”(廠),从简体字上已经看不出了原来造字意义。

        第二点是,中华文化的人本主义优于西方文化的宗教神学。这是罗素特别强调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到欧洲或者美国的很多大教堂去看,它外面的尖顶非常高大,直指上天,它(西方宗教神学)是很尊崇天的,可是人进去之后,就会变得很渺小,所以它是贬抑人的,这叫做“尊天卑人”。西方文化上,宗教神学是个主流。如果欧洲没有宗教神学的话,大部分的文化啊,艺术啊,都没有了。而中华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天人合一”,它肯定人可以跟“天”一般大。像《易经》强调的“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道家强调的“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人也大”,佛家强调的“人人都有佛性”,你看多伟大!所以中华文化,尤其在哲学里面,就是呼吁提升人性,要能跟天一般伟大。“人心”来呼应“天心”,恢复那个跟天一样伟大的人心,这是西方文化做不到的。这是罗素从旁客观讲的。

        第三个,是从社会流动性来讲,中国是“学而优则仕”,优于西方的“贵族世袭制”。在中华文化里面,中华民族很多年来,因为有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制度讲八股啊、刻板啊,但是科举制度可以整个改变贫苦人民的命运。只要你肯上进,肯用功,再贫穷家的小孩,也可以通过国家考试,来获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来改变自己的一生。但是西方不行,很长一段时间,贵族的后代就永远是贵族,奴隶的后代就永远是奴隶。尤其在罗马时期,你看奴隶多悲惨呢,在竞技场里,人跟人相互厮杀,一直到死为止,就是为了取悦那些贵族。

        所以西方文明,不要看它现在讲民主人权了,从前长期以来是有奴隶制度的。在中国,虽然也有个别的奴役,但是不像西方那么阶级深远的奴隶制度,它是认同人的价值的。然后呢,强调,只要自己努力,可以把人性提升,可以把生活改善。这个是尊重人,以人为本的。

        哲学家怀特海也讲,“越认识中华文明,就越佩服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西方的基本的哲学来源,是“惊奇”,对自然界的惊奇,对万事万物的惊奇。而中华文化是“关怀”,是人文关怀,是不一样的,“人文关怀”可以包括“惊奇”,但是“惊奇”不能包括“关怀”。所以在新的时代里,对中华文化除了本身“入乎其内”的研究,还要“出乎其外”,跟世界各个文明相互比较,我想确实有很多客观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有这个自信。

        所以孙中山讲要提高我们的民族地位,有两个方法:一个叫“能知”,一个叫“合群”。“能知”就是能够知道我们民族的一些优越的地方,客观的一些内容,然后呢,要能够相互团结。中国人要是能够团结起来,是了不得的事情。首先,要有民族自信心,民族荣誉感,民族大团结,才能洗刷我们一百多年来的国耻。我想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始终如一,学术上宣扬中华文化,希望振兴中华民族的心意。

        价值中国:完全认同您借用罗素的观点,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体认,第三条谈到人才的社会上升通道。那您怎么看当前一些问题?现在有很多利益集团,包括权贵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轻易地占据资源和机会的核心,其他人的机会就变得很小。也可以说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您刚才谈到,中西方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西方人讲惊奇、好奇,是基于对自然的发现和改造的方式,中国更多的讲与自然和谐,包括您还谈到人文关怀。这就引申出一个所谓“科学的态度”问题。从“五四”也好,“新文化运动”也好,倡导的就是“科学”和“民主”,因为人们认为中国文化中缺少这些。我个人认为,科学和民主其实是一回事,后面是理性的光照和思考,理性的“一体两面”。您认为理性是中华文化当中缺失的部分,还是说中华文化基因里面本来也有?

        冯沪祥: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认为这是长期以来对中华文化严重的误解。以为中华文化没有民主没有科学,甚至认为违反民主违反科学。有的还把它归罪到儒家,认为儒家开不出民主。这些都是很幼稚的缺乏深入了解的一些误解。包括冯友兰,冯友兰早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然也不能怪他,那时候他还年轻,他有篇文章,就说为什么儒家开不出民主。他的预设就是错的,他先预设儒家开不出民主,然后再分析为什么,肯定是偏颇的。


        我再举个例子,很惭愧也是位外国人,李约瑟,他花了一辈子时间,“为中国科学讨公道”。比如《易经》,为什么《易经》是六十四卦而不是六十三卦或六十五卦?这是一个很严谨的数学的道理。a+b形成六次方,就一阴一阳要形成六画卦,整个系数加起来,或然率就是64,不能够是63或者65。所以发明二进制的数学家莱布尼兹,当他透过德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看到《易经》的翻译版本时,非常的震惊,非常的钦佩,他还曾想申请加入中国籍。然后李约瑟找了各式各样的的证据,来证明中国在各个方面都领先,只是近一百年来,特别是清朝中叶之后,腐败、各种地方特权当道,人才出不来,开始衰弱,一衰百衰。

       西方正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各种各样的科学进步。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一个阶段落后,不代表我们向来落后,更不代表我们本质上落后,那是太大的对中华文化的误解。今天我们都在强调制海权,海军的重要。郑和下西洋、下南洋,每一次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浩浩荡荡几百艘大船出去,全世界第一啊,这是在六百多年前,代表我们的航海术、造船术是世界第一。一路走到非洲那里,历经各种的风浪各种惊险的海象都能够平安的回来。虽然现在我们中国的造船术、航海术,相对落后,海权方面,比英国甚至比日本,还差一段。但是难道说我们中国向来落后吗?不是的。除此之外,建筑啊、天文啊、地理啊、各种理学工学啦,等等,很多。

        所以我要强调,科学的发展,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但你说儒家一定能开出科学吗?未必。李约瑟认为,是道教的发展,从冶金术开始,歪打正着,促进中国人对自然界的现象产生浓厚的兴趣。儒家也起码不反科学,我很愿意强调,儒家有很多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考。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培根,培根说看问题要去掉四种偶像崇拜“洞穴”、“种族”、“剧场”、“市场”。那这四种思想障碍,孔子也谈到啊,不约而同的,孔子讲“子绝四:毋臆,毋必,毋固,毋我”,然后讲“博学、明辨、慎思、笃行”,所以儒家本身上是基本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怎么会违反科学?而是帮助科学的一个温床。道家,尤其是后来道教的发展,促成很多科学的进步。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讲的很好,认为科学的进步,全部有赖于问题的正确提出。把问题正确提出了,它就能促成科学的进步。为什么牛顿发明万有引力,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几千年了,都是从树上掉下来,可是没有人去想为什么,他就去想为什么,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然后锲而不舍的去追究答案,就能够促成科学的进步。从这一点来看,不论儒家、道家、佛学里面,都有非常严密、精细的问题的提出,问题的分析,乃至于问题的解决。所以要讲中华文化没有科学,那是很大的错误,要讲违反科学,那更是重大的谬误。


        民主也是。民主不是说只有一种,不是只有美式民主才算是民主。这种态度恰恰是反对民主,民主是承认多元的。如果认为任何人违背了美式民主就是不民主,恰恰说明这种心态是不民主的。民主民主,以民为主嘛,怎么样以民为主应当有很多种形式。尊重人民,民本主义,儒家老早就有了;尊重言论自由、意见自由、思想自由,孔子很早就开始了。孔子称赞子产不毁乡校,那是两千五百多年前了。所以哪个西方人敢讲中国没有民主?两千五百多年前,西方在哪里。孟子很早就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你看这个观念多了不起啊。

        所以孙中山先生讲过,他说政治哲学,西方要跟中国学,我们要学的是西方近代的科学。人家的确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说我们向来就落后,全部都要西化, 这是天大的错误。我再补充一点,里根,被西方认为是美国现代一位伟大的总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家问他,你的治国哲学是什么,他在退休前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讲了,大家大吃一惊,他说是中华文化。他引用老子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就代表着尊重原味,尊重人民潜力,这就是民主,这就是自由,就是藏富于民,藏智于民。要相信人民,不要管太多,所以无为而无不为。

        所以政府,就是基本在安全上帮你保障,其他的人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怕出乱子,自有另外一批民众帮你制衡。另外,“烹小鲜”就是火候要很注意,烹的太久了,就焦了;烹的时间不够,还是生的。就是执政者要非常的谨慎警惕。习总书记在访问俄罗斯之前也曾引用过。

        价值中国:的确道家里面有很强的科学因素,因为它一直在讲“变”啊、“动”啊,当然这也可以回到《易经》。甚至道家都谈到了今天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概念,就是“变动”那一部分,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另外包括李约瑟,他那本书叫《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史》。"李约瑟悖论"是指,为什么中国近代没有开出英国、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冯沪祥:我曾经邀请过他,难得的机缘。他当时到台湾东海大学来,我是东海大学哲学系主任,所以特别邀请他、还有他的中国助理,后来成为他的太太。从公开到私底下,我们都有很多的接触。我或许可以强调两个外面都不知道的事情。我当时也肯定他、称赞他,这么了不起的功夫,中国人没做、外国人都做出来了。可是呢,还是有两个地方有不足:

        第一个,他对《易经》完全没讲,就是他完全不懂。他为什么完全不懂的原因呢,是来自于冯友兰和胡适的两个人的误导。我就跟他讲,《易经》里面有很完整的数学系统,有很完整的环保思想,因为“息息相关”嘛,《易经》是个旁通的系统。他后来答复,在他书上也讲,因为冯友兰讲,《易经》跟儒家毫无关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误导了很多人,胡适写的也是如此。所以他们两个在其它方面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误导的。 我再简单说一下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很清楚的讲,“孔子晚而好易,韦编三绝”。孔子这么有智慧的,到他年纪大了,更成熟的时候,对已经发表过这么多的论述,怎么能忽略呢。第二个,他(李约瑟)完全不懂中医。本来,那是他的本行,他对生物学是很有研究的。可是他到后来讲,中医太博大精深了,他已经没时间了。这两点是我们今天的中华儿女需要补充,需要加强的。不能总靠外国人来做。

        价值中国:中国近代文化在很多问题上自信不够。我们可以相信或者认同,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好的政治哲学,甚至比西方更早更系统地来阐发一些东西。但是在西方这个制度的层面呢,我们是相对落后的。我们当然可以说制度的后面是文化,但两者至少是互动的。从历史看,说近一点比如宋代,一个重要的现象,宋代是少有的没有对士大夫执行死刑的朝代,最多就是流放,像苏东坡。包括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用近现代政治学来解读,其实就是“共治天下”、“共和”的概念;然而到了明清,主流的文化基本类似,但像文字狱啊等等,专制却很严重。所以请教您,因为一个好的思想(文化)未必最终就会有好的结果(制度);而且,从最终结果方面,路径也有制度依赖吧?

        冯沪祥:这个问题也很好。首先第一个就是“知行合一”,这个本来是中华文化的特色。说了就做,不能说了不做,如果不行,只是不知。所以孔子说,“听其言、观其行”,很早就强调言行一致,要能“笃行”。美国也言行不一,它表面上强调民主人权,但是你看最近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这件事,台湾要向菲律宾讨公道,美国就在袒护菲律宾的。所以它实际上对外是很霸道的,只讲自己的利益,不讲民主人权。 


        从佛学来讲,星云大师强调”人间佛教“他有一句名言,“信佛不如行佛”。好多人信佛,去庙里面拜。可能在庙里面那段真的很信,一出来就忘了,说一套做一套。佛的教诲,慈悲啦、智慧啦、不要贪心啊,不要贪嗔痴啊。你即使未必去拜,好好的行佛,更是一个佛教的真谛。

         孔子也是啊,孔子强调“知行合一”。你刚刚讲的那句话很好,有的文化学了之后未必有好成果,这个原因是他文化只学了一半。你像日本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因为他学王阳明明哲学。所以日本的国民性,长期以来都很踏实,即知即行。很多店面都看起来干干净净,小地方很彻底。好,他做到了王阳明的一个,叫“知行合一”,可是他忘掉了王阳明的另一个“致良知”。所以根本没有良心了。现在军国主义又抬头了,完全否认当初侵略其他国家的恶行恶状,昧着良心讲话。完全忘掉了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了自己强大,却变成了霸权主义的鹰犬。 


         孙中山先生也经常感慨,日本学习了我们的文化,强大之后再来欺负我们,我们反而忘掉了(自己的文化),真是可耻可痛啊。我觉得讲国学,要主张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学理结合实际”。今天很多人讲国学,就是只钻着学理,没有结合现实的实际的问题。这也不是孔子的一个精神。儒家是一个生命的学问,不是在固执推理。第二个要“传统结合现代”。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好多新儒家只是在名相之争,意义不大,它就完全不顾国计民生,不顾时代的问题。国学一定要发挥大用,一定要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让中华梦可以实现。

        价值中国:您刚才谈日本明治维新,”只学了一半“。很多思想最初是来自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王阳明所谓的“知”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知,他讲的是天理、致良知的概念。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文化的社会功用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他可以有一些“致良知”的东西在那里。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商人在坑蒙拐骗、大量的年轻人只知道吃喝玩乐。如果从入世的角度,或社会改良、改变的角度,您有什么建议?是应该呼吁国学呢,还是有其它什么方式?

        冯沪祥:我们现在讲文化,文化兴邦,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要先有一个基本的理清。通常现在共同能接受的是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物质”的层次,衣食住行;第二个是“制度跟器用”方面,就是中国的制度、技术产品、工艺品等。第三个是“思想精神”方面,包括哲学、宗教、信仰这方面。这样就分得比较清楚了。罗素在1923年访问中国之后,回去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之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他前面的扉页,引用了老子的三句话,来规劝西方的领袖,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干预中国的事务。哪三句话呢,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就是你帮助他,但是不要宰制它;你建设它,但是不要控制它。

        孙中山先生称赞,只有像罗素这种大哲学家,才看的出来中华文化智慧的深刻。很多西方观光客来台湾或者大陆,觉得有些地方贫穷落后啊,有些人民素质不够。那这不能归罪于中华传统文化,这只能说现代的问题,两岸都一样,老百姓的表现,可能不像从前的“礼仪之邦”,没有从前的文化素养。但是你不能说中华没有文化,那个是一些肤浅的观光客,才会有这些论断。当然也给我们一个警惕了,就是我们要自己加强我们的文化教养,我们的素养。所以我们讲国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推动国学,治理国家,我们共同的使命、共同的目标,就是复兴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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