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条世人眼中的平常运河，转化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将一个文化理念，游说、传播为社会共识；将分散在2300年间、涉及3亿人口生活区域的时空内容，凝聚为多资源的通力合作，这本身就是神奇的过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这个过程又对人们的内心产生了革命性的震撼。但是，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作出贡献的人们，在6月22日前后的时光都应该是平静的——价值清晰，使得是否获得名号反而自然而然地成为次要目标；一切归“零”，该如何和这个巨大的宝贝和谐相处，成为更重要的问题。

    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6月22日之前，讨论的是“高精尖”的价值问题；现在，最聪明的智慧都集中于大众问题：大运河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

    有些事儿是明摆着要来的：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大运河概念旅游不可阻挡；河边的房价和数量，现在已经飙升；仿古商业建筑群，已经出现在沿岸城市、区县甚至村镇某些人的电脑或者睡梦中……

    盛宴已经备好，饕客正在赶来。

    这才进入了最难的阶段，因为这需再塑游戏规则；说白了，这个阶段对文化遗产的管理主体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看看大运河文化遗产是如何一步步走来的。2005年12月15日始，是新闻界率先开始放大传播文物界的呼吁，是全国政协随之充分利用了参政议政的巨大推动力，是国家文物主管机构提供了最核心的技术支撑，是每个地方的政府部门全力地承接和奉献，是原来互不交界的多学科资源反复论证，是各地老百姓的最真诚的支持……这期间，没有一方退出没有一方单打独斗。新闻界由此出现了将“持续性”作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产传播学说。所以，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的过程，生成了社会力量相互合作的规模性方法，是文化理念产生社会力的最新例证。

    那么，现在游戏结束了吗？大家是解甲归田还是集合再战？我们每一个人在其中应该是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到了必须再定义“社会力量”的时候了。

  自2011年开始的“大运河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调查”发现，“保护文化遗产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文物部门主管部门应该是“社会力量”中的一方吗？这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大运河实践首先证明：“社会力量”不再是锦上添花的“花边力量”，随着公众自我认知的演化，传统的个体公众奉献与分享行为，正在形成以群体为趋势的合力。这不是你想要就要，不想要他就无声无息的时代了。其次，大运河的巨大时空范围，预示了以传统的文物圈结构，这是难以承担管理完善的重任。

    由此，原来精英就能厘清的难题，现在要更多的社会资源才能最终解答。

 表面上看，“更广泛的认同和更多的社会参与”，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大运河“后遗产时代”提供的机会，就是如何呈现真正的“全社会参与”机制。此时，中国遗产数量已为世界第二。作为世界遗产重要的合作方，中国人一定会从文化遗产忠诚的理解者、实践者，向积极的判读者和创造者转换。但是，我们能够转换好这个角色吗？大运河成为了一个节点。

  我们的视角，必须还要加上另一个维度：大运河的未来，还会产生身外价值。你看到的其最大影响，恰恰都不能去河边寻得——在快速、多元的社会发展中，大运河，不过是其诸多“难兄难弟”中命运相对幸运的一个罢了。那么，大运河所展示的大风貌区式的价值发掘和保护方法，对其他“兄弟”能有怎样的帮助？比如：我们如何改变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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