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金融危机都表明，系统性金融风险总是躲在金融繁荣的阴影中。当金融体系最脆弱的时候，它看起来最强壮。Aizenman等人在考察各国金融增加值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后也发现，一个经济体的金融增加值越是比非金融部门增长得快，该经济体就越有可能见证金融泡沫的破灭。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两年，Rajan在评估美国金融市场风险时就指出，金融市场的波澜不惊并不代表风险的消失，对于金融市场那些尾部风险而言，它们将在一段漫长的繁荣之后现身。
中国金融膨胀导致最大的风险不是爆发金融危机，而是经济无法顺利转型。从宏观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来看，中国仍然有很大的风险缓冲空间。同时，与拉美、东南亚那些曾经爆发金融危机的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债务比例很小，资本账户保持一定的管制，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较高。因此，中国金融膨胀的最大风险是经济转型受阻，陷入类似于日本的无重大危机式停滞。
经济转型需要金融发展的最优化，而不是金融发展的最大化。中国出现的金融膨胀并不意味着金融服务供大于求。事实上，大量中小企业和创新领域的金融需求并未得到满足，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膨胀”。要平衡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思路是缓解金融的负外部性，将负外部性内部化，让市场参与者承担相应的风险成本，从而提高金融发展的质量。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思路。
降低政府担保。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拥有的信息并不比其他市场参与者多。政府也许会更理智，但并不会更聪明。因此，政府要谨慎地将担保应用在对社会有正外部性的金融活动，比如中长期见效的基础设施、农村扶贫贷款等。同时，政府应减少直接介入具体企业和产业项目的融资活动，并让市场参与者自担风险。
建立风险缓冲机制。在金融膨胀时，应建立逆周期的风险缓冲机制，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储备。无论是提高资本充足率标准和不良贷款风险拨备，还是提高家庭购房者的首付比例，或是通过完善监管以降低金融创新的监管套利，实际上都是提高市场参与者从事金融活动的个体边际成本，使其与社会边际成本接近。
改革薪酬激励。当前金融从业人员的高薪，多以当年业绩指标为标准，容易产生短视行为，鼓励金融从业者通过扩大业务规模来获取利润。可考虑将金融从业人员薪酬的一部分放在其养老金账户的一个子账户。如果金融从业者在职业生涯中出现重大风险操作，则其养老金账户中的部分薪酬将以“金融风险税”的形式上交金融监管部门，补充金融市场的风险处置金。
完善金融业增加值的统计。金融业增加值在目前的统计体系中是存在缺陷的，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反映风险状况。当一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上升时，银行会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预期损失的增加，资本市场的佣金收入会因为资产泡沫的增多而提高，造成了人们对金融部门之于实体经济贡献的高估以及对风险的误判。可以借鉴微观金融领域的做法，引入“在险增加值”的思路，在统计金融业增加值时扣除潜在的风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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