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学班：20世纪90年代两种思潮在中国的兴起

　　为了挽救人类社会，消除“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有以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初期的“后代主义”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它是针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缺陷提出的，他们所做的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反对一元化，主张多元化，要求粉碎一切权威，使“现代性”的权威性和宰制性的黯然失色，但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却并未提出新的建设性主张，也没有策划一个新时代。

　　在 20 世纪末，将进入 21 世纪之初，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将第一次“启蒙”（即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积极因素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召唤第二次“启蒙”。例如，怀德海的过程哲学认为，不应把“人”看成一切的中心，而应把“人和自然视为密切联系的生命共同体”。

　　过程哲学中心创始人小约翰·柯布说：“建构性后主义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我们明确地把生态主义引入后现代主义中，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保留现代性中某些积极性的东西，超越其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主义，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社会。”

　　他们还提出，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异”（指进入后现代社会）。他们认为，当用自身的“自由”专权削弱共同体的时候，其结果一定会削弱其自身的“自由”。

　　因此，必须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要把责任和义务观念引入自由中，揭示出“自由”与义务的内在联系。目前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仅仅是一股涓涓细流，影响很小，但却为中国的一批祈望民族复兴的学者所关注。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际，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因此，“国学热”的出现是必然的。

　　我认为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国学）经过了一百多年西方文化的冲击，使我国学术界得到一个对自身传统文化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此，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学术界一直在努力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国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

　　新的“国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在当代得以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国学”。它将是使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而又可以避免陷入当前西方社会的困境的“国学”。

　　也就是说，新的“国学”应该是“反本开新”的“国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反本”要求我们对“国学”的真精神有深刻的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反本”和“开新”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国学”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国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我们才能使“国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国学”在 21 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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