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房地产课程谈有为的政府如何促进工业化发展

　　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有为的政府。这个政府既通过中央计划，也通过分散化的地方行政区域间相互竞争(如15～19世纪欧洲的国家间竞争一样)来组织、调度和管理国民经济，以促进增长，优化治理。它以不断改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引，却又依托商业和制造业来持续发展和开放的钢铁意志。它能通过实验和微观制度创新从上至下地纠正重大的政策失误。这才是所谓“国家能力”的真正含义。

　　依赖于稳定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避免了许多由民主制度和世袭独裁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困局。通过精英式的领导选择模式，中国政府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和草根阶层的支持。这一体制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的政治比较优势，尽管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要求中国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持续地学习、变革和转型。

　　中国政府也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它的善与恶)和西方的发展史。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时候，中国政府能采用一种更长远的历史性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变迁。

　　清政府不懂得“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和这世界本身”这个重商主义的富国强兵道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明白了这个产生工业革命的秘密。

　　曾经，面对英国的工业技术和强大海军，中国清朝政府拒绝开放贸易，也不愿改变其重农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统治方式。但今天的中国却拥抱变革，并积极融入全球竞争和贸易。由于拥抱了以市场扩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享有着英国在175年前鸦片战争期间享有的力量与骄傲(却以一种和平的方式)。

　　资本主义难以隐藏或保护其技术机密。规模化的机械生产能力加上规模经济效应，会激励利润驱动的资本家大规模出口这种机器和生产方式，尽管本国政府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可能禁止这样做。这样就把工业革命的果实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种传播不断发生：从英国到欧洲、美国和印度，从欧洲到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从日本到韩国和其他亚洲地区，从美国到整个战后世界。

　　尽管存在这种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泄漏”、“外溢”和转移，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着贫困状态，无力吸收和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在战后为消除贫困付出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因而，农业国仍然维持原貌，资源国却仍然贫穷，靠卖资源为生。究竟是什么阻止了这些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尽管许多现代生产技术是轻而易得的?或者说，是什么阻止了资本主义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按照自己的面貌复制自己?

　　历史已经给出答案。

　　使工业革命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成为可能的，并不是民主制度和放任自流，而是一个强大的商业导向的政府，以及在商业和贸易政策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国家建设;并不是自由资本流动和浮动汇率下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李嘉图”贸易，而是重商主义发展战略下的着眼于未来制造业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李斯特”贸易;并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颠覆性制度变革，来支持现代金融体系，而是自下而上的改良性政策调整，来通过“原始积累”支持原始工业萌芽和轻工业，并借由政府高度集中的统一权力和钢铁意志来支持全球商业市场的创造和与外国制造业的竞争(一开始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

　　与藏富于民、靠商致富、劳动分工、原始积累、全球贸易及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战略一致，历史上的英国政府通过逐步的海内外市场创造和工业化，进行了几百年的长期的国家建设与财富积累。普选民主和法制仅仅是这一全民皆商和鼓励制造业出口的重商主义工业化过程的结果和副产品，而不是它的原因。试图通过模仿结果而不是原因来开启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方案。

　　使英国强大的一个事实，是自伊丽莎白以来，各方面在鼓励商业的必要性上达成了一致。一个刚刚将国王斩首的议会却可以同时忙于海外贸易据点的建立，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查理一世的鲜血还冒着热气，这个由狂热重商主义分子组成的议会就通过了1650年的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

　　类似地，使中国强大且势不可当的一个事实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因为工业化最初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市场创造和国家能力的建设。而这一任务涉及地区自治市场在国家层面的统一，以及整个国家资源和劳动力从头到脚的重新组织、定位、调度和协调。

　　制度学派过分强调了诸如现代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等正式制度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把它们作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但这种观点与经济史所揭示的并不一致。

　　首先，法律规则和私人产权作为一种古老制度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千年。然而中国直到社会主义时期才建立起重工业基础。其次，随着不断演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这些制度的具体形态也不断演变，因为“犯罪”和“权利”的形式和内涵也是随时间不断演变的，因而资本主义的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制度是资本主义演化的内生结果而非原因。

　　就像经济史学家莫基尔(Mokyr)指出的，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因此，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和期间，对促进资本积累和正当的商业行为真正重要的力量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规则和现代产权观念，而是政府的鼓励和商人们私下维护和实施的残酷惩罚;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府倡导的重商主义社会价值观(包括公平买卖、社会信任、道德、宗教和对由商人和商业团体私人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支持)。

　　亚当·斯密没有强调在他所处的时代，贸易秩序是由欧洲商人阶层的垄断势力和国家政府的军事力量维持的。就像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Jan Pieterszoon Coen给王室所指出的那样：

　　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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