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房地产课程谈工业化技术进步的源泉是什么

　　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二个原因是工业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

　　一些制度学派和评论家往往质疑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进行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在触及技术前沿之后。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必然束缚了自由和技术创新的激励。因此，中国迄今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奇迹般的增长不是由于创新带来的，而是初始条件落后和复制发达经济体技术的“后发优势”导致的。

　　中国在追赶时期的确是充分借鉴和复制国外先进技术，但是这并非说明中国在到达前沿以后无法创新。因此，制度学派的观点是误导性的，而且也不能被经济史所支持(例如“二战”前的日本、德国和俄国以及“二战”后的韩国和新加坡都是先模仿后创新，甚至19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美国的历史路径。

　　美国是在重商主义原则上立国的。在19世纪中叶引爆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美国已步入原始工业化阶段很长时间。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注意到在1812年，美国北部各州的乡村地区已经完全商业化了(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阶段类似)。依靠着瀑布为水车提供动力，周遭的小村落普遍从事着制造业活动。这是由农业商业化的兴盛而逐渐在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中兴起的自下而上的原始工业化。

　　早在18世纪末期，美国的农民就已逐渐变得像企业家，从事着广泛的家庭消费品的生产和远距离商业交换。比如还在建国初期，美国就已经把全球贸易的触角伸向了中国，开始与英国竞争中国和亚洲的市场。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种市场性的交易活动几乎全部被政府支持的由富裕商人阶层建立的有组织的商业活动所取代。领薪工人成了一种流行的农业就业形式，同时农业剩余也往往被用来投资于商业和工业事业而不是土地。本地商人就这样为新型乡村企业的形成提供了推动力。

　　但是，这种即将引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的原始工业化过程完全没有被英国(甚至马克思)注意到。同样地，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原始工业化及其对于引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工业革命的巨大作用，在当时甚至直到现在都完全没有被西方注意到。对于欧洲而言，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非常落后。那时美国90%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这一点直到19世纪中叶也没有多大改变。

　　当时的英国著名作家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在1820年写道：“美国人是勇敢、勤劳和敏锐的。但他们迄今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们的Arkwrights(阿克莱特)和Watts(瓦特)在哪里? 谁用美国产的杯子喝酒，用美国产的盘子吃饭?”

　　即使到了19世纪80年代，当美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络，并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其高等教育和纯科学研究与当时的欧洲，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仍然相当落后和原始。

　　类似地，尽管通过多年的财富积累和爆发式增长，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水平仍然不能和美国同日而语。虽然自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正在拉近与美国的距离。现代美国人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似乎也可以说类似西德尼•史密斯当年的话：“中国人是勇敢、勤劳和敏锐的。但他们迄今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们的Thomas Edison(爱迪生), Andrew Carnegie(卡内基), Henry Ford(福特)和John D. Rockefeller(洛克菲勒)在哪里?谁穿由中国制造的衣服?谁用中国人制造的工具建房子?”

　　但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今天的落后学术研究水平，丝毫不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和纯学术科研不能够在未来20～30年逼近美国，因为科学的真正基础在工业。如果工业强大了，科学的强大才有根基。正如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同时代最出色的美国科学家之一，罗兰德(Henry Augustus Rowland, 1848—1901)在1883年的学会年会上，对美国1880年代科研现状和未来所写到的那样：

　　物理学，其在应用方面帮助我国实现商业财富的爆发式增长和荣耀以后，必然会升华，并让我们在世界同行面前受到尊重。这样一个信念和预言，对于一个还没有做足够的科研以支撑一本像样的物理学杂志的国家来说，也许显得过于草率和匆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发展的速度，我们看见城市和高楼瞬间拔地而起，还有各种各样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而且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物理实验室处于建设中，也看到对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的巨大需求。……也许我们有一种感觉，和所有真正的美国人一样，觉得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并面临一个光荣的未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在知识领域引领世界，正如我们已经在财富创造方面做到的那样。

　　罗兰德对美国科学的预言事实上在20世纪上半叶实现了。而以中国目前雄厚的科研基金和政府的投入，尤其是工业界对科学研究的日益增高的巨大需求，其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也会在15～20年之内有类似美国当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惊人突破，并可望在30～40年后赶上美国。

　　让我们回到“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的问题，这是由于中国已经成功引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整个国家已经为技术采纳和创新做好了准备。

　　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甚至今天)几乎所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不是从纯科学或者一小部分天才那里来的，而是来自于广泛的工业实践和商业驱动，特别是广大草根实践者在日常制造过程中的实际操作经验和积累。从火药到指南针，从造纸术到印刷术，从珍妮纺纱机到瓦特蒸汽机，到爱迪生的众多发明，再到今天的无数工业技术都是如此。正如肯尼斯·阿罗所讲，在新技术的采纳和发明过程中，“日常实践中的接触才是最好的学习”。

　　英国工业革命(如劳动分工、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炼铁技术和大工厂体系)并不是一场科学理论的革命，也不是对科学理论的应用。工业革命与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牛顿力学甚至热力学的创立无关。

　　工业革命是关于工业组织、制造技巧、设备工艺以及生产要素如何在时空上循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实践知识的革命。这些突破和发现，以及制造业知识的积累只能由基于制造业活动本身的实践(即实际动手和生产制造的过程)所驱动。因此，只要踏上了工业革命的大道，成了世界工厂(或哪怕只是占有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能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因为技术知识和创新是从重复的实践、具体的工业建设、产品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和攫取市场份额的激励中来的。或者说，是从生产过程中来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一旦放弃了制造业，就可能会完全丧失其技术优势和创新力，无论它的大学排名有多高，无论它有多少诺奖获得者。

　　中国的工业革命也服从同样的逻辑。中国人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忙、最勤劳的制造业实践者，他们通过制造、组装、运输、打磨各种工业产品，夜以继日地发现着新的实践知识。例如，为了在昼夜温差极大的高原地区修建高速铁路，中国的工程师需要解决无数日本和德国同行不会遇到的技术和实践上的问题。而且，为了与其他国际制造业巨头竞争并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工程师必须时时刻刻去解决各个领域的实际工程问题。十年之前，德国高科技公司曾允许中国工程师观看他们的技术蓝图(日本工程师则不行)，并不担心其核心技术会泄露。今天这种景观已不复存在。通过“干中学”，中国已经在电子、信息技术、通信、超级计算、精密仪器、材料科学(包括纳米技术)、造船、高速列车、隧道与运河开凿、发电和输电、空间科学与军事技术等诸多制造业领域赶上并走在了技术前沿。

　　【注：“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由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提出，意为一边干一边学，即在工作或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对经验的积累总结，乃至创新，达到更高的效率。】

　　这种“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也许是低档次的和不起眼的，但日积跬步，乃至千里。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所最好的大学——来进行实践和创新。

　　就像美国在19世纪是英国最好的学生并最终超过了他们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的创造力隐藏在低质量、低附加值但动态更新的制造业，尚未在大规模创新和科学突破中展现它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熟练地学习、仿造、吸收，甚至“窃取”英国的先进技术一样;就像虽不引人注目，美国当年却持续热情地投身于实践性的、小步骤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改制一样(如棉花收割和铁路建造)——中国今天也是美国最好的学生。

　　就像美国当年并没有牛津和剑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来为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一样，中国也没有哈佛(Havard)和麻省理工学院(MIT)这样的世界超一流大学来训练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却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理解和吸收从最基本到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学院”，在这里无数实践者可以反复操作、学习、练习、发现，并训练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工程师和潜在的创新者，正如没有牛津和剑桥三一学院(牛顿在此毕业并执教)的19世纪的美国却能理解、吸收和超越英国的前沿技术一样。

　　在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美国没有产生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大师，牛顿和达尔文那样的科学巨匠。但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就产生了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摩根、洛克菲勒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样的工业巨头。 因此，19世纪的英国必须佩服美国学习和吸收英国技术的能力。

　　在19世纪，中国和印度缺少一个重商主义政府和国家能力来支持商人们去开辟全球市场，调动其乡村劳动力来开启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因而中国和印度缺少了强有力的市场需求来创造基于劳动分工的大规模供给。这样一来，“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制造业基础就无法存在。

　　而19世纪的美国却具有广袤而强有力的市场需求来引爆工业革命的“热核反应链”，因此就处在了下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位置上。这要归功于美国国父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远见卓识：强力发展美国未来的战略性优势产业——纺织制造业，而不是它当时的静态比较优势产业——农业。遵循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或《美国工业发展计划》中提出的发展策略，美国后来只花了60年时间(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赶上了英国，挑战了其制造业和工业技术霸权。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世纪之交，美国已成为了世界工厂和工业技术的全球领袖。

　　在历史上有形资本(生产工具)的大规模生产(或大规模再生产)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实现的。英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润育于19世纪30年代，完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并超越英国。日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二战”打断了近10年)。中国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这一阶段。在2014年末，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在下一个10年期间，中国预期输出1.25万亿美元来支持全球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的工业扩张在全球开花结果。2014年12月，第一辆中国到西班牙的直达列车抵达了马德里。它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义乌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和法国，在21天行程里穿越了一万三千多公里。这一史诗般的一万三千公里行程与传统的海运相比时间缩短了一半。这一最近投入运营的路线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非常类似两千年前从西安至地中海的丝绸之路。

　　自哥伦布以来，最廉价的全球贸易通道是海路运输。海运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也为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衰落埋下了伏笔。自那以来，老牌工业化国家都依赖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全球贸易和通商通航，以及基于其上的文化和技术传播。

　　但时过境迁，中国正试图对此做出历史性改变。凭借着低廉的成本和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正在通过现代高速铁路(比如一条从中国南部沿海城市深圳到荷兰鹿特丹的长达15000公里的新线路和一系列不断建成通车的途经中亚的中欧铁路网，包括已经通车的从中国义乌到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铁路线)从陆地上联结和整合南亚、中亚、中东、俄罗斯和欧洲。这即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与海运相比，铁路运输更快捷、准时和可控，更容易实现区域内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从而更能满足21世纪的全球工业化的需求。

　　中国正在创造一个依靠陆路运输的全球贸易新时代。也许自大航海时代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再没有什么其他经济事件比这条新丝绸之路更引人注目了。不过它也仅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崛起的力量，及其对21世纪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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