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工程师红利”:
一是教育。1998-2016年,中国完成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了8200万;10年之后,中国将会有超过2.5亿人受过高等教育。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及研发密度的提升,都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体量。
二是科研。从近年Nature index统计的科研论文数量来看,中国科研已度过了拐点阶段。而且当前中国的研发和创新整体反映的仍是50-70年代高等教育(总量基数低)的成就;而下一波红利将来自于80-90一代(总量基数高)成为研创主力人群。
三是产业化应用。从经验规律看,发展中国家若保持技术追赶的连续性,则后发优势就是一个成立的逻辑。目前产业端仍在典型的技术追赶周期中,2018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已占全球21%;同时“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已经是比较明确的产业政策导向。这将推动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升级。
2018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GDP占比为16.1%,名义增速为12.2%,高于GDP增速。可以预见,下一个五年“工程师红利”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将进一步上升。实际上,从2018年起,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已经在一些线索上提前反映“工程师红利”的逻辑,给予工程师红利特征明显的行业以溢价。
从越南FDI(全球资本关注)、中国对越FDI(部分加工型企业设厂),以及中国对越南出口数据(上下游产业链带动)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大量向东南亚转移。
从趋势上看,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和东南亚的低成本替代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两大ɑ。
培训课程: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企业家金融投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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