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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理人课程之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发布时间:2018-09-20 14:06:18  信息来源:小编互联网整理   作者:企业培训网小编

  文化是造成管理现实的原因,而管理则是文化的结晶,特定的管理思想总是寓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并受特定文化传统的支配和影响,从而带有特定文化传统的特征和烙印。

  因此,从上面对东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差异的分析,不难推出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

  (一)对管理核心的认识上

  东西方传统价值观念在对人和物的态度上分居两极,则在对管理核心的认识上就自然有如下差异:

  1、中国:重视人的力量,对人施加艺术化的管理。认为人是管理的核心,把人(特别是人才)的主导地位突出出来,强调人(民)本思想。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民本思想与人才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和核心地位,而时时、处处被思想家们、被所谓的“仁君明主”所注重、所强调。据《尚书》记载,我国在上古的尧、舜、禹时期就已经有了以民为本的管理观念。《管子・权修》中认为,“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明确指出:“以人为本,本理则固,本乱则国危”。显然,这是典型的人本管理思想。由此可见,现代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原理已体现在几千年前我国古代哲人著作中。学者李躬圃就此认为:“正是中国古代管理学者们深刻地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中分析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需要以民为本的基本管理。并不断地强化这一认识,他们才能如此豁达而响亮地在古代民族之林中喊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而较早地产生了直到孙中山先生仍奉之为准则的“天下为公”的民本管理思想。

  2、西方(重物)技术化管理。首先,在西方行为科学理论出现之前,西方管理界和理论界一直把研究的注意力和重点放在物质资料的改进和提高上,放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上,放在生产方法与手段的设计与更新上,因而也就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直接生产管理上。近代的詹姆斯・斯图亚特和亚当・斯密等对劳动分工协作与劳动效率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如亚当・斯密就制针业为例,指出由于劳动分工协作每人每天生产效率提高了2400倍。因此,他认为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体现在:分工提高了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分工使每个人专门从事某项作业,节省了从一种工作转变到另一种工作所损失的时间;分工使专门从事某项作业的劳动者比较容易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

  (二)在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上

  由于东西方在管理核心问题上的分歧,从而必然导致在管理方式、方法、手段及其重点上的差别。

  1、中国: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的指导下,其管理方式与手段体现如下特点:(1)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并强调要“知人善任”。《管子・权修》篇中说:“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苟子也主张察能授官,他说:“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刘邦主张,爵以功为先后,官以能为秩序。(2)十分强调“士气”的重要性。《孙膑兵法》中说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这里的五种激励士气的方法对于现代组织管理有很大的裨益。(3)十分讲究激励的艺术。《慎子・逸文》中明确指出:“罚也,禁也,赏,使也”,意谓惩罚是告诉不应该的行为,奖励是倡导人们应该的行为。而这又是以是否符合组织既定目标为判断标准的。因此,正确地使用奖惩方法可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是管理中不可缺少的方法。《荀子・富国》中则明确指出奖惩重要性:“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还特别强调实行奖惩应有一定的原则。《诸葛武侯集》中论及奖惩原则的时候就强调“诛罚不避亲威,赏赐不避仇怨”,又指出“人君先正其身。然后行其令”,即要“先理身”,后“理人”,强调管理者要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偏重管理手段的艺术化、柔性化。

  2、西方:西方既然把管理的核心放在对“物”的管理上,同时把人也视为物化的管理对象,那么,在管理方式、方法和手段上也就自然注重采用标准化的机械管理方式。一方面在对物的管理上,注重生产工具和工艺流程的设计与控制,如詹姆斯・斯图亚特和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瓦特和包尔顿的“依据工作流程的要求而合理安排机器、厂房的布局,生产工作计划,生产过程规范和产品部件的标准化以及杜平的“工场和工厂的管理者应借助几何学和应用机械学对节省工人劳动的所有方法进行特别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在对人的管理上,侧重于“动作研究”的基础上制订和实施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和工作定额。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如古希腊的“音乐节奏化的标准动作”,查尔斯・巴贝奇的“管理的机械原则”(即采用其设计的计数机器来计算工人的工作量,原材料的利用程度等)另外还有泰罗的三大实验等。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偏重于管理手段的“技术性”和“硬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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