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要么是居民和企业的钱,要么是央行的钱。
先看央行的钱。观察货币当局(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我们能发现基础货币的投放方式在2014年后出现了改变。
2014年前,外汇占款是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央行被动对冲增加的外汇占款,用央票、正回购等手段回收流动性。2014年后,外汇占款大幅下降,从最高点的27万亿人民币降至21万亿人民币,减少了6万亿人民币,传统基础货币投放的手段失效,反而构成了拖累。
于是央行开始主动释放基础货币,来补充外占下降产生的流动性缺口。我们注意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目中,“其他存款性公司提供的债权”(可以理解为央行对银行货币投放)在2013年后快速上升,从1万亿左右上升到了现在的10万亿,与外汇占款的走势恰好相反。
在补充基础货币的手段选择上,除传统的降准外,2013年前后,央行还额外创建了其他能调节利率价格的新型货币工具,包括PSL/定向降准/SLF/SLO/MLF/CRA等。这些新型货币工具不仅仅是放水对冲外汇占款留下的缺口这么简单,央行还致力于将货币政策与“稳增长”和“调结构”紧密结合。比如,PSL的投放条件是支持棚户区改造;再比如,定向降准的激励相容条件是银行必须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贷款达到合意的比例,等等。
看着很美好。但这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能够拿到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钱的是一级交易商。
而根据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政策报告,要获得一级交易商资格需要满足多种条件。在2018年前,央行设置了一套考评指标体系,比如在MPA考核中的达标情况等,基本上满足条件能获得此资格的大部分是大型金融机构。在2018年3月份后,央行重新修订,建立了共计32个考评体系的一级交易商考核制度,要求更为严格,中小机构达标难度进一步加大。
通过金融信贷收支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12-2013年期间,四家大型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项,还不足100亿,但如今已经扩张到了1.8万亿,占比也从不足4%上升到了18%左右。他们获得了大部分央行利用OMO、MLF等手段释放出来的基础货币。
而与一级交易商制度相反,外汇占款的投放机制是不同的,他是雨露均沾的。比如出口商出口了一堆袜子,赚了100万美金,他要选择找银行结售汇,换成人民币存款。出口商选择规模大、网点多的银行结售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选择规模小、网点少的银行结售汇的可能性小一些,但也不是没有。
公开市场操作,这个如今最重要的基础货币的补充渠道,只面向一级交易商,不是一级交易商的中小银行是完全没有机会直接从央行手中获得流动性的。
联系人:李老师 1391124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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