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emba师说夏斌：楼市不整，中国经济没法太平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实际上，中国经济到现在已经被房地产市场绑架了。如果不扭转过来，中国经济没法太平。”——国务院参事、后EMBA教授夏斌

　　近日，国务院参事、后EMBA教授夏斌出席某活动，并作了《如何认识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主题演讲。他在演讲时直言，中国经济到现在已经被房地产市场绑架了，房地产市场不整，中国早晚出大事。

　　夏斌认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理念的提出，正是近十几年来房地产政策碎片化导致的教训，如果原有理念不扭过来中国经济没法太平。

　　1经济转型时期是金融风险高发期

　　发货币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产生新产出，没有效益就是多。

　　现在为什么要重视金融风险?简单地来看，我想说第一个观点是，在经济下行、经济转型期间，是金融风险最容易发生的高发期。

　　我把1982-1999年的GDP增长曲线和美国金融危机以后2007-2009年的增长曲线放在一块做了下对比，基本都跌掉了一半的增长速度。再一次证明，经济往下走的曲线是最容易发生不良贷款，发生金融风险的。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少得可怜，从1949-2008年，60年间M2累积增长了47.5万亿。而2009-2012年4年间，因为当时推行的宽松政策干了50万亿。2013-2017年这5年，我们又干了70万亿。

　　也就是说，从1949-2017年，我们一共发行了167万亿，其中有120多万亿是近9年投放的。

　　货币多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但是我们发货币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为了产生新的产出，如果没有效益的产生，那就是货币多发。

　　2016年，全社会的杠杆率高达257%，2017年的增长势头虽有所减缓，但依然很高，仅2010-2015年，非金融企业的负债总规模平均增长了16.6%，比同期名义GDP还高了6%。

　　借了那么多钱，还能不能还?

　　看增量资本产出比，每增一元GDP所需的投资，从2010年的4.2元增加到2016年的6.7元，因此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时候，持续的过多的货币投放，表现为企业销售收入下降、利润下降，必然是企业亏损或者破产以及带来的失业压力加大，就这个逻辑讲，必然会爆发风险，不爆发风险才怪，不爆发风险才不叫市场经济呢。

　　如果你有能力再多债务也不怕，但是如果速度下来了，就意味着销售收入下来了，进而影响到利润的减少，而利润的下滑则意味着根据原来签订的合同，你很有可能连利息都还不了，甚至可能连最起码的本金都还不上。

　　再加上，很多领域都是国有企业占据垄断地位，这就造成很多中小企业甚至小微企业融不到资，这时候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

　　这就是我想讲的，为什么在经济速度下行的时候是高风险易发期。

　　2最关注的是房地产泡沫风险

　　当下，要尽快建立一个确立长效机制的房地产统筹研究小组。

　　最近，有人在微信上说，中国当前的家底能够禁得起1.5次危机。这应该是标题党，但问题是，这个危机是按照资产有多少来计算的吗?

　　危机是突发性的事情，传递性很快，一旦发生很多事情都来不及了。

　　我认为，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是个别的分散的局部的风险，在一定条件的催化下，在某个时点经过一系列环境风险传递和连锁反应，才会呈现全球性的系统性特征，但是在风险没有爆发前，不会马上形成对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的“缩表”效应，风险一出来，马上资产负债表就会缩水。

　　我们整顿不过来就是没有经过一次缩水，说心里话，是慢慢的还是让它缩水。有些重组了，有些破产了，有些市场出清了，那不就是退出市场了嘛。那它的负债、银行贷款以及银行不良资产就增加了，资本金就减少了。

　　这就是资产负债表连续缩水的过程。

　　我认为当下不会马上形成资产负债表缩表效应，不会对宏观经济总量如GDP、总需求、总投资、破产、实业等宏观指标，形成直线下降的重大冲击。

　　现在不像1929-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失业率突然提高了2位数，GDP也以2位数的速度急速下降，中国没有爆发经济危机之前，这些还都是看不出来的。

　　那么风险在哪里?

　　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危机的教训风险隐患，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

　　第一，从宏观数据变化中寻找蛛丝马迹;

　　第二，从影响货币支付链中断时链条上的相关产业、局部数据的分析中寻找线索，顺藤摸瓜，从而把握大局。

　　从分析中能感觉，它不是现实的，马上暴露的风险。

　　我最关注的仍然是房地产泡沫风险。

　　在中国，涉及到房产的贷款和人到底有多少呢?

　　从授信的品种分析，涉及房子贷款的有房地产开发贷款、房产企业贷款、按揭贷款，2016年底仅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就有26.7万亿，占全部银行贷款的25%。2016年房价涨得快一点，2016年新增量5.7万亿，占全部新增约45%。

　　政策研究界经常说的银行做过压力测试，能经受得住40%的房价下降，我认为瞎扯，那又是在学外国的压力测试分析模式。

　　要知道，在中国，整个系统全部的银行贷款，绝大多数都不是信用放款，都需要担保抵押质押的，信用放款只占到20%-30%。

　　用房产、厂房、土地做抵押贷款，占到整个贷款的30%-40%，用担保互保形式做贷款的占30%-40%，质押贷款占约30%。如果说通过同业市场，通过大资管业务的理财市场等等环节进行的房地产投资，那就更多了。

　　现在银行能够担保、能够抵押质押的是机器设备吗?银行根本不要。现在银行最不担心的就是土地和房子，因为他们都很值钱。所以真正和房价、地价相关的贷款占多少?我估计就70%左右，甚至更高一点。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房价也属于资产，如果资产价格一跌，跌掉10%、20%，这意味着什么?很多银行贷款就还不了了，贬值了都，很多涉房的贷款和融资究竟有多少?从这一角度讲有没有泡沫?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近十几年来，房地产政策碎片化导致的教训。我相信党中央会坚定不移地扭过来，不扭过来中国经济没法太平。

　　实际上，中国经济到现在已经被房地产市场绑架了，我2009、2010年说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整，中国早晚出大事。

　　3长效机制迫在眉睫

　　首付怎么办?税收怎么上?利息增值怎么定?

　　在北上广深，尤其是北京，教育资源集聚，拥有全国最有名的重点学校，比如实验二小、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长不惜成本也要争取就近入学，想进入这些重点学校，就要有户口，要有户口就要有房子，自然而然的就推涨了房价。

　　面对这样的状况，靠房价政策能调吗?那根本不是房价政策的问题，那是教育政策的问题，是教育公共资源怎么分配的问题。

　　所以，房地产长效机制要包括很多内容，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长效机制什么时候能出来?这些长效机制内容相互之间又要如何配合?

　　到现在，我个人感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在研究，所以我在内部呼吁，尽快建立一个确立长效机制的房地产统筹研究小组，可以由住房建设部挂帅，人民银行、银监会、发改委、财政部等几个部门共同研究一项项政策怎么出，目标就是长效机制，眼前有的是短期效应，但是每一项短期效应不能违背长效机制。

　　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绝对不能这么干。

　　4谁欠债谁还，中央坚决不兜底

　　这样才能彻底打破道德风险，打破市场上不正确的幻想。

　　面对存量风险要怎么办?目前已经看到的四个原则值得参考。

　　目前已经看到的已经发生的四个原则：

　　1.止血原则

　　因为法规不健全而产生的风险，尽快完成法规进行整顿，堵住漏洞，边立规矩，边化风险，坚决做到存量风险只减不增。

　　比如说P2P，马上停下来，不让它乱七八糟的干了;比如说地方债、网络贷、大资管，现在纷纷在出文件，或者是出政策规定，这叫止血原则。

　　2.共担原则

　　产生的损失谁欠债谁还，中央坚决不兜底，万里长城决不能退后一步，不能出现一个缺口。

　　这个我们1997年处理金融风险很有经验，如果说中央政府给钱，那就没完没了，整个社会就会出现道德风险。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教训市场，教训老百姓，教训地方政府，教训金融机构，谁欠钱谁还，还不了卖东西也要还，让他家破人亡也得还，中央绝对不能拿纳税人的钱帮他还钱。

　　当然我们也有原则，并不是说就不管这个事了。

　　比如处理农村合作社，很多地方高息揽储、非法集资，最后把他们都关了，关了老百姓就要闹，要求返还利息(有些人早就把本金赚回来了)，这不可能。我们可以按同期银行利息予以补偿，但如果你还要闹，那对不起，直接出动警察维持秩序。

　　这事你本就不应该做，银行在这儿，你不去银行存钱，跑到那些不知底的机构存钱，何况几年来你本金都已经收回来了。

　　所以，谁的孩子谁抱，还不了卖东西，你也不准借钱，这样才能彻底打破道德风险，打破市场上不正确的幻想。

　　3.成本原则

　　针对地方巨额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为了降低利息成本，又是化解增量风险，又是化解存量风险，那怎么办呢?

　　债转股，债券置换，这已经在做了，把长期债券变成短期债券，把地方债券变成中央债券，中央债券成本利率很低的，这一下子省了不少钱。

　　4.时间原则

　　我认为中国十三五时期经济保持6%点几到7%的增长还是可以的。如果能够保持5%，5.5%，6%的增长是绝对的高增长，高增长意味着有收入，包括财政有收入。

　　因此从全局看，我们只要把新的债务成本压在一定的低谷以下，比如说压在6.5%到6%的增长，压在6以下利息成本，从长期看，我们就具备稳定的还债能力，这就可以慢慢化解风险，存量风险存量化，增量风险想办法控，慢慢的化解风险。(注：本文未经作者审阅)

　　人物简介：

　　夏斌，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后EMBA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关学术论文曾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多次获中国金融学会全国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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