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EMBA教授专访|许善达：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早有征兆，中国改革速度必须再加快

　　“中国的几项财税改革，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包含一部分应对美国税制改革的因素。即使美国特朗普不搞，中国这几项改革也得搞，但是美国这一搞，给我们施加了新的压力，需要我们得比过去考虑得更快一点，力度还要大一点……我对推动改革还是比较乐观的，几项主要的政策最晚明年1月1日能出台。”

　　日前，后EMBA教授、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接受《后E视野》深度专访，除了特朗普贸易战，还对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企业减税等财税改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

　　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对中国1300多种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涉及金额500亿美元。此次为系统性的战略行为，规模在国际贸易冲突史上罕见，有人甚至将其形容为“新冷战的前夜”。

　　随后，一篇题为《中国专家预判错误太多，使我们在国际上被动》的旧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作者为后EMBA教授、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他在文中曾对此作出预测，认为特朗普必定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美国专家都在研究如何打贸易战，而中国对此还没有准备”，呼吁中国政府要提前有所考虑。

　　在该文中，他还预测特朗普将成功实现大幅减税，大量吸收全世界的资本、振兴本国制造业。对此，他强调中国的整个税收思维要变。“我们不能光让企业提高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税收政策在全球的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及时对原来的税收政策作出调整，甚至需要重新规划和设计。”

　　日前，《后E视野》对许善达教授进行了深度专访。采访中，除了特朗普贸易战，许善达教授还谈到了房价、房产税、国务院机构改革等话题。

　　“中国的几项财税改革，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包含一部分应对美国税制改革的因素。即使美国特朗普不搞，中国这几项改革也得搞，但是美国这一搞，给我们施加了新的压力，需要我们速度还得比过去考虑得快一点，力度还要大一点。……我对推动改革还是比较乐观的，几项主要的政策最晚明年1月1日能出台。”

　　以下根据采访内容整理：

　　最主要的财税改革——营改增

　　我认为十八大以来这五年，财税改革还是有很大的推动。从税制上讲，很多小的改革都不算，最主要的是营改增。

　　营业税是1994年遗留下来的一个并不好的税种，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只能保留以后一定要废掉的一个老的税种。1994年到2012年，营业税持续了将近20年的时间，直到2012年上海先开始试点，然后到了2016年，全国才完成了全部的营改增。所以等于是从1994年到2016年，花了22年的时间，才把我们1994年就决定要废除的税种改变过来。

　　这个决心下得很不容易，因为营改增牵扯到税制上几个比较难的问题：首先，营业税是地方税，改成增值税，变成共享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会发生变化;第二，营业税改增值税是要减税，营业税是地方税，减了税以后，谁来承担减税后带来的收入损失?第三，增值税是国税局管的，营业税是地税局管的，在税务局的分工上，又产生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营改增从2009年就开始讨论了。2009年的时候，增值税的机械设备税款抵扣的问题，全国都解决了，大家马上就讨论营改增，说营业税应该改革了，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从2009年到2011年，三年之内没有形成任何推动改革的被大家所接受的一个方案。

　　2011年的时候，国务院决定上海不能再搞制造业了，要发展服务业。俞正声主席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是当时的上海市长，他们在研究发展服务业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制度上需要改革的内容。讨论来讨论去，他们认为营业税是发展服务业的一个障碍，所以必须要推动营改增，当时还请我参加了他们市委市政府组织的工作班子。

　　经过这一番讨论以后，他们就下决心，在上海先进行部分营改增的试点。刚才我说的那几个问题：第一个，减税，由上海承担，不要中央补贴;第二，减税以后，营改增以后的增值税，还是百分之百给地方，但是抵扣原来的增值税，新的抵扣，中央承担75%、地方承担25%，解决了中央地方的关系;第三，上海的税务局是合在一块办公的，所以这个也不存在问题了。

　　所以当时上海下定决心设计了这么一个方案，得到了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认可，然后报到国务院批准，上海就开始实行了。上海实行以后，半年左右时间，就得到了很多省的认可，很多省就要求跟进。所以从2012年的8月份，很多省就陆陆续续进入营改增。如果没有上海这个起点，什么时候能够在全国推广，是无法预料的。这是当时上海俞正声书记和韩正市长对全国税制改革的特殊贡献。

　　但是这中间又经历了一点曲折。2013年的时候，国务院决定再推动铁道、电信、建筑业实行营改增。结果到了2013年底，只有铁路实行了，电信里占很小一部分的邮政实行了，也就是实现的行业还不到一半。到了第二年5月份，电信也实行了营改增，但建筑业就不提了。因为很多地方政府认为按照原来营改增的方案，营业税改增值税减少的这一部分收入是由地方承担的，很多地方政府给中央打报告说，再深化扩大范围，地方财政就支撑不了了，所以这个事就放下来了。

　　供给侧改革的本质

　　这个困难对推动改革还真的是比较难处理的一个事。但是这个事情变化出在哪?出现在2015年的12月。因为在那个节点我们实行了供给侧改革，使得我们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是靠低成本来发展，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农民工工资很低，而且社保没有把他们完全覆盖;第二，我们的环境成本低，随便排放污染，虽然国家有规定，但是监管非常松，排污严重，等于企业成本就降低了。还有我们的资源，比如说大煤矿挖煤，小煤矿也挖，小煤矿挖煤不注意劳动保护，又不给足够的投资，安全措施不到位，所以我们资源价格也低。低工资，低环境成本，低资源价格，这种低成本的发展持续了一段时间，对经济也确实起了推动的作用，到这种发展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已经很难维持了。

　　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那一年，国际上开始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因为金融危机而购买力降低，很多所谓的“三来一补”行业的国际订单大幅度减少，我们再想靠这种低成本的发展就不可能了。

　　当时怎么应对的呢?我们搞了一个四万亿投资，其实就是数量扩张，技术上没有什么大的进步。比如说我建一个新钢厂，新钢厂跟老钢厂的水平差不多，就是从银行贷款来建新的钢厂，等于是依靠提高杠杆率来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这个过程持续了两三年之后就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因为这种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原来你投一个亿能拉动经济增长多少个点，但现在同样投一个亿，可能连先前一半的增长都没有了。与此同时，杠杆率也会提高得非常快，等于为了维持同样的经济增长，你得把杠杆率提高得更多，这是维持不下去的。

　　这样一直持续到2015年底。这个时候劳动密集型企业干不下去了，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允许了，环境排污不行了，产能过剩了，小煤矿也关了，自然资源价格就起来了。所以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外迁，迁到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我们不希望它外迁，但是经济结构变化了，它自然就走了，一些中国类似的企业都走了，何况外国的企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供给侧改革。那么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现在讲的是“三去一降一补”，但这只是工作的内容，本质其实是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靠劳动密集型企业了，不能再靠污染环境、低价格资源，也不能再靠提高杠杆率来扩大投资了。靠什么?要靠增加经济的科技含量，就是要搞创新，让经济依靠技术进步来发展，这个是供给侧改革最本质的内容。

　　这样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税制上还有很多不适应的东西，矛盾就更加尖锐了。所以在2016年的两会上，总理就宣布，当年的5月1日起，要把当时还没有实行营改增的几个行业全部实行营改增，包括建筑业、不动产、生活服务业、金融业等等。现在回忆一下，这是总理给我们财税部门立的军令状。也就是说，这个决心是领导下的，5月1日就要干。到第二年的5月1日，原计划要减税5000亿，实际上财政部、税务总局计算总共减了7000亿，超过了原定的减税目标。

　　减税7000亿，为什么企业感受不到?

　　但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感到获得感不强。减了那么多钱，企业怎么觉得没有减多少呢?

　　这时俞正声已经当了政协主席，他指示2017年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调研，通过调研发现，企业获得感不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增值税的征收率比营业税高，同样是100元，增值税收80元，营业税可能收70元，因为营改增的链条作用，管理得就比较强。所以营改增后，虽然是给你减税了，可是征收率提高了，流失的钱少了，过去不严格守法的企业交的税也没有怎么减。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和欧洲的增值税相比我们的增值税有一项很不规范的政策。欧洲是增值税的发源地，它的增值税是比较规范的增值税，它的做法是：每个月算一次账，这个月你的销项税减进项税，如果你销项税多，抵扣的税少，你就交税;如果是负的，销项的税少，购进的税多，就退税。

　　但我们国家没有实行退税的办法，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要是正的就交税，负的就留抵，先保留在这里，等有了销项以后再来对冲。这个政策是1994年就保留下来的，但是那时候这个数字很小，2015年是几千亿，2016年因为实行营改增，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一下子就上万亿了。而且，这种留抵税款从性质上说相当于政府的隐性负债，等于让企业预缴了税款——本来应该退给企业的，政府不退，留着以后企业再来对冲。

　　企业为了预缴税款：第一，他要提高杠杆率，就要去借钱。不借钱，他没有那么多钱;第二，他要承担财务成本，要支付利息。

　　所以，对政府而言，这是一种隐性的负债，还不承担利息;对企业而言，不仅要预缴税款，增加企业财务成本，提高企业杠杆率，还要承担利息，所以企业会因此背负很大的经营压力。另外，留抵税款其实是累积上升的，也就是说企业不断地在给国家预缴税款，某一个企业可能对冲掉了，新的企业又来了，所以作为整个国家预缴税款的速度就一直在往上涨。这对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

　　什么样的企业留抵税款最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买设备，预缴17%的税款;搞厂房，预缴11%的税款……投资越大，预缴税款就越多。按说应该鼓励投资，但是我们这个政策对投资是一种负面的抑制作用，特别对我们现在鼓励的高科技重资产企业，负面作用就更大。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这是在我们现行的税制改革里，最大的问题和最应该优先改革的一项，因为它和经济转型、增加企业的经济技术含量的总战略是相悖的。你既然想增加经济的技术含量，就应该更多地鼓励高科技重资产企业，由它来带动那些小企业。可是这个政策对他们来说负面作用是最大的。

　　连华为都承受不了了

　　说到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创新，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企业经营成本问题。其中，企业劳动力成本占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企业劳动力成本高，是因为职工工资太高吗?不是，造成企业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原因：

　　第一是工薪个人所得税。现在的个税级别有七级，最高税率45%，而且每个级距都很小。这表面上是个人跟政府的关系，但实际却是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是社保。社保全国缴费率是40%，这个比例放在世界范围看都是非常高的。广东、浙江，他们自己的财务情况比较好，降到了25%，但是全国总的来看还是40%，这是非常高的。

　　第三个是房价。房价看起来跟企业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房价也是劳动力成本的组成部分。因为房价影响到房租，而房租是企业职工必须支付的一个费用。所以去年年初表现最明显的是深圳，房价一上涨，企业职工就要求提高工资，不提高工资，职工付了房租之后生活就很困难了。所以连华为这样的企业，一部分都搬到东莞去了，电脑工作在东莞和在深圳差别不会太大，但是房价相差很大，所以，住房价格也是劳动力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这三项使得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而且是企业劳动力成本，并不是职工工资高，所以矛盾就非常尖锐。因此，今年会采取几项措施：

　　第一，去年年底国务院已经决定划转国有资本的10%给社会保障，就是让国有资本来解决社保收支的缺口，这10%只是一个开始。国务院的决定涉及所有的国有资本，包括央企，包括省属和市属企业，只要是国有资本都要划10%，国务院这个决心是非常大的，现在就看2018年怎样先试点，然后推动实行，把改革尽快落实。国资委已宣布今年选三个央企试点，我们希望加快试点速度，早日全国实行，降低社保缴费率。

　　第二，今年两会特别讲到了工薪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来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所以如果社保和工薪个人所得税，都能够按国务院的决定落实，不光是职工受益，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也会下降。

　　高档房卖得越贵越好

　　另外，住房问题，现在政府也有一个新的理念，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是我觉得住房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进入很正常的轨道。

　　我认为住房问题，不应该使用一个综合性的房价指标，应该区分类别，高档房房价不能跟普通房放在一块来统计。我认为政府不要管高档房的价格。我如果作为地方的负责人，高档房卖得越贵越好，市场化，谁有钱谁买，政府还能多收税，拿这个钱来补充一般性的居民用房，包括刚才说的职工的那种房子。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都承受不了房价，那经济的问题就非常大了。

　　所以像北上广深、杭州、武汉、成都这样的一二线城市，就应该放开高档房房价，政府就管一般居民的房子，把这类房价控制住。现在有共有产权房，相当于房价市场化，但是政府给这部分居民出一部分钱，不是补贴，而且占有部分房屋的产权，我觉得这些办法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房价的问题还需要再深入研究。如果这三个问题都能推动解决而且落实到位，我觉得企业劳动力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因为现在发展高科技企业，劳动力成本是一个非常重的因素，甚至有的企业要招聘海归，招聘一些高科技人才，让这些人才住条件特别差的房子是不行的。可是现在房价这个架构又不允许让他住好一点的房子，所以我觉得住房的问题不仅仅是关乎居民居住需求，本身还包含着影响企业发展的劳动力成本的因素。

　　从去年国有资本划转社保，这个问题就已经有了方案，今年又提出来要降低工薪个人所得税，这都说明国务院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开始采取措施了。共有产权房的问题，也是上海先搞了，北京现在也开始搞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可以再继续改进的地方。高档房是一个政策，共有产权房是另一个政策，不要混在一块，房价指标也别混在一块，单独列。比如别墅卖一个亿，这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老百姓不关心别墅卖多少钱，你只要把老百姓居住的基本住房解决好，我认为就可以了。

　　目前相关政策出台比较缓慢，主要是因为部委间看问题的侧重角度不同。比如说财政部侧重房产税的收入，收入多了，政府日子就好过一点，特别是地方政府，现在收支压力比较困难。如果出台一个税种，地方政府能收一点钱，政府的日子就好过一点。而建设部主要解决老百姓有多少住到合适的房子的问题，房价不能高。

　　所以我非常赞成共有产权房、保障性住房这些政策，但是整个住房，特别是高档房的处理，包括土地征收的费用，这些事的处理，我觉得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个问题也关系到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我们调研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很多企业到地方去投资，有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住宅用地的地价高，工业用地的地价低，很多企业要求政府，你批准我的工业用地里面，要允许我拿出百分之多少作为住宅用地，让我来解决职工住房。这样就降低了住宅的成本，也会降低企业招聘人才时的劳动力成本。政府如果不批准，他就雇不了那些优秀的人，这个投资项目就干不成，就不在你这里投了。

　　我认为这是现在政策下企业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优秀人才的工资都是比较高的，但依旧买不起好房子。所以如果政府同意这么解决，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就可以低一点。所以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问题，涉及到刚才说的这些税收，包括土地70年使用费等等，都是一揽子的一件事。

　　其实在房价里面包含的政府税收是不少的，首先有增值税，有土地70年使用费，再加上土地增值税，还有企业所得税，所以把这几项政府因素稍微削弱一点，使普通住房房价有点控制，再放开高档房价，政府多收点税，影响不会太大。

　　所以现在国务院讲住房改革，住宅建设部也明确说鼓励全国的地方政府建设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变成职工住房的股份。比如说房子三万一平米，你出两万，政府出一万，这一万不是补贴给你的，而是作为房屋的股权，政府拿着。将来你把房子卖掉，你拿三分之二的房价，政府拿三分之一，国有资本像企业一样投资占股份了。我认为这是国有资本一种新的投资方式，目标就是降低职工的住房成本。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国家要推广、要鼓励的政策。

　　涉及到国有资本，涉及到税收，涉及到这一系列的财税政策，我认为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些问题已经是迫于眉睫的，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你想增加经济的技术、科技含量，怎么可能?企业承担不起这个成本。这边要预缴税款，那边还要承担高房价、高个人所得税、高社保，企业怎么发展呢?

　　所以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发展的空间就会比较大。这些企业发展起来了，能带动很多的小企业，整个经济就能进入一个以增加技术含量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今年讲的几个税制，我认为从本质上讲，都是围绕着这么一个经济转型来设计的。

　　政府机构改革，降低管理成本

　　不用担心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因为评估政府的财政状况，一方面看税收收入，另外一方面看债务。我们的政府债务是按照GDP的比重来算的，如果经济保持增长，那么政府债务每年还能多一点。我们的政府债务，原来的比例是2%多一点，所以还有一定的空间。第二条，也是关键，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税源就多了。此外，税收征收率提高，也能使得税收收入增加。所以我们增收还是有一些空间的。

　　另外，减少支出也利于维持收支平衡。我们国家在减少行政性开支方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比如今年要实施的最大项目，就是政府机构改革。我们的政府机构重复管理的多，重复管理成本就高。过去在同一个基层市场，工商局管，质检要管，卫生要管，环保要管，要管这个市场的单位特别多，每家还只管其中一项，管好了是成绩，管出问题来，责任打板都不知道打谁。这不仅管理效率低下，而且管理成本很高。

　　这一次机构改革，我认为很多的设想跟前几年的军队改革是一致的。一个是合并同类项，避免把部门职责分得太散，交叉重复。这样就减少了机构数量，行政领导职数也相应就减少了。比如说两个部委合并以后，办公厅只能有一个，人事只有一个，财务只有一个，原来每个办公厅都得要，合在一块就只需要一个了，业务司即使全留着，管理部门也能减少很多。部长的职数也少了，也削减了很多行政经费。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降格，原来正部级变成副部级、正司级，这也是减行政经费的。部委合并还能减少很多编制，因而就能降低很多的成本。

　　所以我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能保证税收收入，总的税源在增长，债务不超过风险水平，还有一定发债的空间，再削减那些不必要的行政开支，我们的财政收支在减税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做到平衡的。如果说没有一点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还是可以控制的。

　　中国社保改革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当然，机构的合并也是不容易的。原来三个部门、五个部门管市场，现在变成一个部门，合并以后，原来的办公楼怎么处理?减少编制了，人到哪里去?他是退休，还是自主择业?退休的人待遇怎么处理?自主择业，不当公务员了，怎么给他补偿?所以这些具体问题还是很多的，但是我相信总是可以解决的。

　　有人认为现在有一部分人退休金过高，这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薪酬制度，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整个社保体系，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所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比如退休金有好几轨制，公务员有公务员的制度，事业单位有事业单位的制度，企业有企业的制度，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退休还不一样，所以需要逐步、慢慢地来解决。比如说应该建立几层社保，政府管的是基本的养老，第二类就是属于市场的养老，第三类就是完全由个人考虑和承担。

　　还有农民的社保。农民有承包地，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农村的一种社保。你没有其他收入，可以拿承包地去流转，还可以挣一份钱。一般来说，在华北地区，一个人的承包大概是一亩多一点，把地拿去交给合作社，每个月能有1千元左右的收入。农民想靠这1000元发财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你有饭吃。你如果能打工，还能再挣一份钱，你不能打工，这个钱还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社保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全世界都没有。我们是城镇土地国有，农民土地集体所有，集体所有还搞承包，这本身就带有一部分养老和社保的性质，当然这个以后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会增加，会有一系列的问题，这不是一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得逐步来解决。

　　对推动改革比较乐观

　　最近特朗普动作不断，对内推减税对外加关税。所以刚才提到的那几项改革，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包含一部分应对美国税制改革的因素在里头。我认为即使没有美国特朗普的影响，中国这几项改革也得搞，但是美国这一搞，给我们施加了新的压力，需要我们比过去考虑得更快一点，力度还要大一点。特朗普对我们改革是一个新的压力因素。

　　改革的方案还得国务院来做，等国务院班子定了，机构改革落地了，权责清楚了，相信国务院会马上安排这一项工作。从财税改革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国务院下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这里面有几项主要的政策，最晚明年1月1日能出台，快的话，有一部分在2018年中间就可能出台。

　　我对推动改革还是比较乐观的。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改革推进速度太慢，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没错，人都有期望值，既然改革已经有了方案，就要快点干，这是大家正常的心态。但说实在的，搞一个方案不容易，各部的部长、司长、处长做一个操作性的方案，和写一个改革的意向性的、方向性的方案，工作量是不一样的。

　　改革中间，会不会有一些部委从自己的部门考虑，因为会削减自己的权力，甚至影响到利益，而工作起来没有那么高效呢?我相信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我觉得，各部委还是在坚决地执行领导的决策。像营改增，谁想到2016年5月1日就全面实行了呢?总理下决心了，也就干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真正下了决心一定要干，也就干成了。

　　现在领导人决策的方向，我是很认可的。怎么能够按照这个方向，尽快地把操作性的、实施性的方案做出来，然后推行，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但要等新的班子都组建以后才能启动这一项工作。

　　房地产税制度还需要很长时间研究

　　其实我从2011年上海、重庆试点开始，就公开地写过关于房地产税的文章，也发表过很多意见，所以要说起来，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但是我认为有一条，直接拷贝或者是复制国外那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房地产税，是不可能的。国情不一样，首先，土地所有权制度不一样，他们土地私有，我们的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我们不可能为了房地产税改变基本经济制度。

　　所以在这个土地制度的基础上来设计房地产税，就不能完全照人家国外私有土地的基础来设计。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第二，我们国家的住宅情况跟国外也很不一样。一个是农村的住宅，宅基地是集体分的，但上面的房子又是自己建的，宅基地不能卖，只能卖房子，只有小产权。城里的居民房，也有很多是不完全产权，比如说一些政府机关的房子，军队大院的房子等等。还有很多人住的是房改房，过去单位分的房子，改成市场房，按照你的工龄、你的贡献给你打折，但是工资还是过去的工资水平，现在额外要交房产税，他拿什么交?

　　所以中国这么复杂的情况，所有的房子都要交房地产税，我觉得这肯定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房地产税确实要搞的话，要好好地研究，要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情况下来设计我们的房地产税。

　　去年两会有一个专家说本届人大最后一年，也就是今年要立法通过房地产税。但无论去年还是今年，人大的立法计划都没有房产税。什么时候有，人家也没有说，要研究，研究好了再说。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研究的时间还会很长，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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