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人不能主自己的事，一切要服从天，天会降诸如河图那样的神物的，人照着神物的教导做就是了。中国古代有记载的天降神物有两次。第一次是河图，大约五千多年前，伏羲受河图启发画出了八卦，开启了华夏的文明之路。第二次出现的是洛书，大约四千多年前禹的时候，神龟负文而出，有数至于九，禹因而第之以九类常道(也作“九畴”，即九种治理国家的方略)。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天命是上天意旨。同是上天的意旨，中国与西方的理解大不相同。在西方，天命系于上帝之口，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上帝乃是人的化身，《圣经》乃是人假托上帝之口对世界作出的权威性阐释。中国完全不同，中国虽然也有假托的意识形态——比如河图以及以河图为蓝图画出的八卦、以八卦为基础演绎出的《易经》——但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是杰出人物的创作，而是对自然的再现，圣人所作不过是把自然之象转化为符号，仅此而已。河图、洛书、卦爻乃至汉字都是符号，都是由自然之象转化而来的，因此都忠于自然，尽管这种转化不是机械的描摹，而是生动的创造。
中国哲学是中国信仰最直接的产物。如果“理性主义”(柏拉图主义)可概括西方哲学的话，“天人合一”则可以概括中国的哲学。理性主义认为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物质的，另一个是理性的，物质是理性的外在表现，所以理性可以完全反映甚至通过科学透视物质世界。中国的“天人合一”则把人牢牢地与天系在一起，以示人对天的忠诚。天人合一并不表示人与天平起平坐，它表示人永远不背离天，永远和天共处。
美术更为中国古人所青睐。如果说百家争鸣是中国哲学繁荣期的话，那么其余大多数时间都是美术的繁荣期。美术包容极广，主要包括诗歌、散文词赋、对联、史记史记为古代史官所纪录的史事，司马迁著《史记》之后，成为专用名词。
绘画、书法、舞蹈、音乐、工艺、建筑等。中国所有的传统美术形式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象物《国语?周语下》：“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 而为器，象事象事：观察事物的表象。 而为画，象形而为字，象数象数：《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而后有数。” 而为占，象生象声：古人祭祀的时候，以亡者生前所用之物为祭祀之象征。 而为祭，象辞象辞：《易经》中的爻辞。 而为传……中国之美术莫不源于象，换言之莫不源于自然。
民俗是国学深厚而又坚实的社会基础，是国学中的“下里巴人”，对“阳春白雪”起到强烈的支撑作用。如果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就可算作良俗：其一，俗出于民而非官;其二，久传不衰且不离其宗。有人说，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永远分不清，其实断也不难，对照这两个标准就是了。
经济上，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耕作上一直奉行自然农法。寻常论家常因此而诟病之，以为这正是中国人不思进取的证据。其实，这正是国学经世致用的最佳范例。传统农业消耗的是可持续供给的太阳能与氮气、氧气，从而可以维持稳定的耗散结构耗散结构：指处在远离平衡态的复杂系统在外界能量流或物质流的维持下，通过自组织形成的一种新的有序结构。“耗散”一词起源于拉丁文，原意为消散，在这里强调与外界有能量和物质交流这一特性。耗散结构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态时出现耗散结构这一自然现象，并得到广泛的应用。它已在解释和分析流体、激光器、电子回路、化学反应、生命体等复杂系统中出现的耗散结构方面获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结果，并且正在用耗散结构理论研究一些新的现象。耗散结构的研究揭示了一种重要的自然现象，并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让人类长期生存在地球上。即使单纯从农业产出的角度看，自然农法也大大优于科学农法(科学农法虽然产量高，但农产品的质量差，多出的产量不足以抵偿低劣的质量)。可以说，农业现代化是人类最大的败笔。
中国传统的政治作者所说的“政治”不同于“政治”一词经典的定义，区别在于，作者所说的政治不仅包括“管理众人之事”，还包括“处理人与天(自然)的关系”，而且后者更重要。 与国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此应该从两方面进行考察、评价。首先，从“管理众人的事务”的角度看，国学给政治带来很多消极因素，集中体现在：(1)中国政治集体参与度比较低;(2)中国政治的透明度比较差;(3)中国政治腐败的病根比较深;(4)中国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等级差别的扩大化。
其次，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看中国的政治相当成功。主要表现是，在两三千年的行政过程中始终遵循“君权神授，君权神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大原则，因此从根本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自然生态不受政治的侵害(这一点其他国家很少有能做到的)。中国古代君主可对百姓很残暴，可以对大臣很专断，也可以在后宫荒淫无度，甚至可以乱伦到禽兽不如的地步，但几乎没有一位皇帝敢对天(自然)大不敬，历史上有不少懒皇帝(明朝懒皇帝最多)，他们懒得上朝，懒得议政，但祭天、祭地是躲不过去的。皇帝经常下罪己诏大禹即帝位之后，看见一个罪犯，不由得伤心地哭起来。左右问其缘故，大禹说：尧舜时百姓都以尧舜的心为心。而我为君，百姓都各自的心为心。我为此而伤心啊。——这恐怕就是中国最早的罪己诏。商灭夏后，汤作《汤诰》，公布天下，安抚民心。汤在《汤诰》中自我批评：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罪在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其后，连年大旱，负责宗教的大臣要求用活人做祭祀。汤听罢“剪发断爪”，祈于桑林，说：“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天降大雨，万民欢乐。——这恐怕是这个历史上君主第一次向自然发出罪己诏。后来，周成王、秦穆公等君主纷纷效法，有过便下“罪己诏”。汉武帝年轻时穷兵黩武，求仙问道，大动土木，致使民力枯竭，怨声载道。可喜的是他痛下罪己诏，决心悔改。在罪己诏书中提出“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其后，唐德宗、宋徽宗等皇帝晚年也下过罪己诏书。清顺治皇帝临死还下罪己诏书，自我反省。 ，以自我警示。罪己诏中的 “罪”无非两种，一种是执政不利，另一种是出现自然灾害或异常天象(彗星等)。如果说前一种罪己诏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不一定是真心实意的话，第二种罪己诏则全部是发自肺腑，因为敬天是国学的核心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当然也深入皇帝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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